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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嗓门”法官
——记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武凌
作者: 程欲民 元春华    发布时间: 2012-02-07 08:49:09




武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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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等等,别走那么快,你的购房合同书忘拿了”,中年汉子从办公室追了出来,高分贝的声线把一位年轻人拉了回来。

    响亮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有几间办公室法官探出头看了一下,又很快合上了门。

    “谢谢武法官,从你这里知道了购房应注意的几个重要事宜,一高兴匆匆走人把合同书给落下了。”年轻人转身回来拿走了合同书。

    “好好过日子吧!”,临别时,中年法官拍拍小年轻的肩膀,送他出了门……

                    一次“高调”的会见

    年轻人叫韩正,江西省抚州市某社区医生。中年法官叫武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韩正找武法官是为了咨询购房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这也是他与武法官的第三次见面。

    韩正第一次接触武法官,是去年的一场离婚官司,争议的内容也与房产有关。

    2009年,韩正与毛某喜结连理,并借用毛某姐姐的房子进行简单装修后,作为新房入住。

    去年,两人闹离婚,因装修款问题产生分歧:

    男方提出,自己出钱装修,并提供了购买装修材料的部分单据作为证据。

    女方认为,装修款是她们出的,韩正只是负责购买材料而已。

    因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男方请求,韩正很快提出了上诉。

    韩正觉得,自己很冤,对方太不够情义,连自己出钱装修的事实都要否定。

    几天后,韩正找到武法官,将一大摞装修材料单据往他面前一摊:“这么多证据还不够吗,还无法证明‘我出钱装修’吗?”

    “证据不是讲究量多,而是要形成一定的证据链。”

    武凌请韩正坐下后,递过一杯茶,然后,耐心地向他解释了证据规则的一些规定。

    武凌的话,韩正有些似懂非懂,更主要的是,他还觉得对方的声音很怪:低沉而闷着,好像藏着什么一样。

    ……

    几十分钟过去了,韩正逐渐明白:“自己证据不足”,但他还是拧不过这道弯来。

    他涨红着脸,一拍胸脯:“我也是来说理的,我就是证据。”

    “法院办案最讲证据,但这边结婚,有男方装修房子的习俗,我会尽力做工作的。”武法官声音突然蹦高了,也清澈了许多。

    那一刻,韩正突然明白,武法官一直在压着声线跟他说话,这才是他的原声。

    等韩正第二次见到武法官,已经是他与毛某来法院签下调解协议的时候。

    期间,武法官打过他几次电话,告诉他对方已认可装修房屋的事实,征求他的调解意见。

    韩正清楚地记得,签下调解协议后,他跟武法官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谢谢”,而是要求武法官别太为难自己,正常说话就行。

    采访中,笔者注意到,每次开庭调解,武凌入座审判席后,都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卡片,拽在手心,然后,将手平放在审判台上。

    调解过程中,他偶尔会微抬手掌,快速地扫一眼。

    庭后,笔者笑问武凌:“开庭也作弊呀。啥好东西,神神秘秘的?”

    武凌掏出这张小卡片,上面清晰的印着八个字——注意声音,放缓语气。

    “办案时,一股脑儿憋着气说话,的确有些不习惯和难受。有时,自己也有急的时候,声音怪吓人的,当事人还以为是在对他发脾气。”武凌摸了摸自己的头,憨笑着向笔者坦言:

    很多当事人都用“大嗓门”来形容武凌,他们又觉得,这样的法官说话在理,声音大点都能接受,法官也讲真性情!

    领导和同事给了武凌一个这样的评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有时,在一楼说话,楼上都能听到。

    武凌的妻子杨九云更是笑言,当年就是被武凌的一首《我的太阳》给哄来的。

                    一位爱逗人的法官

    2011年11月11日7点,天气阴冷,薄雾起,武凌匆匆扒了几口粥,和妻子打了个招呼,拿起两个馒头就要往单位赶。

    到了办公室,武凌打印出了一份调解协议。

    之前,为了这起案子,武凌已连续几天做了大量工作,并约好今天上午签订调解协议。

    8点30分,第二审判庭,当事人如约而至,笔者以旁听群众的身份坐在旁听席上。

    法庭上,当书记员将调解协议让双方签字时,保险公司突然反悔,该公司副经理严冬莲一口咬定赔偿数额过高。

    几秒钟的停顿后,武凌微笑着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还愿意接受调解?”。

    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武凌让保险公司先陈述新的调解方案。

    严冬莲没有提出调解方案,而是谈了一些异议,其中一点,原告刘志忠父亲只有59岁,未满60岁不能算丧失劳动能力,无需支付扶养费。

    看到对方当庭反悔,刘志忠脸色刷的一下变了。当听到对方否定父亲扶养费时,这位年轻泥工急了。

    他站起身来,大声反驳:“最近几年,我父亲行动不便,没有下地劳动,你们也知道,他差几天就到60岁了。”

    “你父亲差几天到60岁,就是差一天也是差,而且,你误工费也算多了……”,严冬莲强调:

    刘志忠眼眶有点红:“严经理,你们有过几天几夜没合眼的经历吗?现在胳膊伤愈,双手也只能举到齐耳高,更举不起重物。”

    当事人声音在不断走高,语速也在加快……

    因为笔者事先听武凌介绍过案情,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让笔者感到,一切仿佛回到原点,以往平息的争议焦点再次提到桌面上。

    “声音大不一定代表有理,对吧!这是法庭,别习惯性的pk好吗?”武凌咳嗽了两声,现场变得平静。

    “法律上没有规定,农民要过了60岁才算是丧失劳动能力。”,武凌进一步释明,谁会为了几个扶养费,反复强调自己老爹丧失劳动能力?

    “对方确实没有证据呀?硬扛下去,对双方都不利吧!”田律师看着刘志忠说话。

    “好吧,我让出10000元吧,行吗?”刘志忠沉默了片刻,主动提出。

    “让1万4吧,我们也很为难,要不让武法官做个中!”,严冬莲说:

    “就1万1吧,今天是世纪光棍节,也算是共庆吧!”武凌的一声调侃,让大家笑出声来。

    见双方无异议,武凌就其他争议内容组织新一轮的调解……

    8点55分,双方当事人在新的调解协议上签字。

    整个调解过程,平和而轻松,没有出现过争吵的情景。

    “草根”、“pk”、“别来法庭打酱油”、“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

    一些时尚而幽默的话语从武凌嘴里蹦出来,恰到火候的运用,让有时紧张的调解现场变得活跃起来。

    武凌告诉笔者,通过前几次的沟通和攀谈,他知道当事人都很喜欢唱歌,而且,属于pk型的。

    “他说话在理,好理解,又幽默,会维护双方的利益!”像刘志忠、严冬莲一样,除了嗓门大外,这是武凌留给很多当事人的第二印象。

    在同事和亲友眼里,武凌并不健谈,但一旦进入调解工作,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语。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蹦出这么多的台词?”,对于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巨大反差,武凌自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走进武凌的办公室,几本工具书叠放在桌子右上角——迈尔斯《社会心理学》、廖美珍《法庭语言技巧》……数百页的书边,大都微微泛卷。

    生活中,武凌有个习惯,只要在家里,每晚23点18分,他都会准时收看广西卫视《壹周立波秀》,有时,还用笔记录一些精彩的段子。

    “老爸是铁杆立波迷,有时,到播出时间了,还会和我争抢电视遥控器。”武凌的女儿武杨琦指着客厅那台29寸康佳球面电视向笔者透露。

                    一场临时的“生日宴”

    头发微卷,皮肤黝黑,缩肩,一只手插在裤包里,一只手袖子空荡荡……黄学年出现在笔者眼前。

    说起近年来的情况,黄学年和笔者轻松谈笑,而几年前,黄学同因为工伤和村民刘于华两家对峙的情景让他仍心有余悸。

    2008年9月,黄学年的表哥刘于华家建新房,因为自己熟悉泥工又是亲戚,黄学年便主动提出帮其建房。

    建房过程中,黄学年一时疏忽,从脚手架上摔下,左手截肢。

    事后,刘于华给付了几千元医疗费后,便以各种理由推托担责。

    因为理赔问题,一对亲戚成了冤家,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拿着锹铲棍棒对峙。

    一审判决后,两家先后提出上诉。就是在二审开庭中,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互相指责。

    庭审结束后,武凌注意到,双方当事人及亲友在庭外发生了激烈争吵,斗殴一触即发。

    武凌三步并两步走到了他们中间,一声“别激动,有事到里面来好好说!”,喝止了这场争吵。

    “当时场面很乱,武法官一亮嗓,就把现场给镇住了!”回忆起当时的一幕,黄学年记忆犹新。

    随后,武凌把当事人及亲友请进法庭,针对他们对案件处理上的分歧和误区,运用法理和案例进行解说。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武凌知道,对这类矛盾尖锐的案件,无论怎样依法判决,总有一方会不服,两家甚至从此结冤。

    到了下午六点,调解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但武凌还是从双方的言谈中敏锐地感觉到,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明显缓和了许多。

    这一细微变化,让武凌看到了和解的希望,他更清楚,如果因为下班而停止调解,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于是,武凌向当事人发出邀请:“我请大伙儿到食堂吃顿饭吧,今天凑巧我过生日。”

    菜上桌后,武凌很快起身来给黄学年和刘于华碗里夹菜。

    当事人始料未及,想起身推辞,菜已到碗里了。

    武凌一边夹菜,一边笑言:“我因为打官司才认识你们、你们之间沾亲带故,这都是个缘分。我们要互相珍惜和换位思考呀。”

    一句话,让当事人有些脸红耳热,两人互相对视一下后,齐刷刷的望着武凌。

    武凌见时机成熟,在饭桌上做起了思想工作,使双方达成了协议。

    当刘于华抢着要给武凌盛饭时,武凌笑着说:“先给黄学年来一碗吧,如何?”

    刘于华迟疑一下后,走到黄学年位置前拿走了饭碗……

    事后,当武凌将饭卡给书记员艾曼去结账时,艾曼偷偷笑他:“你生日真多,今年就过了仨回哦!”

    艾曼告诉笔者,跟着武法官做调解工作,没有时间表,他从不放过任何调解机会。

    作为武凌妻子的杨九云更清楚,丈夫经常很晚才回到家,每次,听到他说还没吃饭,杨九云赶紧去热饭。可是等她将饭端出来,却发现武凌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鼾声大作。

                    一段特殊的经历

     武凌有一个习惯,上班时,将大门敞开,只要有群众来访,不管在忙什么,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听听他们想说些啥?

    武凌说,这样的习惯源于一段挂职锻炼经历。

    1989年8月,武凌毕业分配到抚州中院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四个月后,他被派往宜黄县棠阴镇大河村,挂职锻炼二(两)年。

    1990年2月,一位村民来村里反映,自行车被周边的一位村民偷了。

    武凌:“有没有什么证据?”

    村民:“还需要证据吗,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平常会偷鸡摸狗。”

    武凌:“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村民:“我要你们把他抓起来。”

    武凌:“不行的,村里不能乱抓人,也无权抓人。”

    村民:“你是法院干部,可以抓人。”

    武凌:“法院也不能乱抓人的,抓人也有是按照法律规定和和程序来办的。”

    村民:“法院不抓坏人,那抓谁呀?”

    ……

    面对倔犟的村民,任凭武凌如何解释,对方就是听不进去。这时,村主任陈进良走了进来:“带我去看看吧”,他才离开村委会。

    事后,陈进良告诉武凌,百姓找村干部一般都是要紧的事,心也比较急,巴不得能立即解决问题。你百般解释,还不如实地走一趟,他们内心也是想让你陪他走一趟。

    这事让武凌印象特别深刻,他也突然明白,读懂群众所想才能做好工作。

    二十年后,武凌再次遇到这样一个倔汉子——吴冬华(化名)。

    2000年,吴冬华与某乡政府林场发生承包合同纠纷,该案判决因各种原因未能执行。

    吴冬华为了要回执行款,在长达10年间多次上访。

    2010年2月,乡政府履行了判决书所确认的义务,并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万余元。

    吴冬华认为,50多万的迟延履行利息只得到1万多,太少了,仍旧继续上访。

    作为包案责任人之一,武凌很快联系吴冬华所在村的村干部,村干部一听就摇头,说不好做工作。

    武凌又向乡政府了解情况,希望能促成和解。一位乡干部苦笑:“这倔汉,老上访户,不过,我们会尽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不久,一次案件执行协调会上,武凌见到了吴冬华。

    因为,分歧较大,未能促成和解。

    协调会结束,吴冬华准备离开时,武凌走到他面前,想再做做工作。

    “我要求好高,工作也难做,再者,利息上的事你不一定能做主!”,吴冬华瞟了武凌两眼,扭头就走。

    让吴冬华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刚进家门,武凌电话就跟着来了。

    那天,吴冬华心情不好,应付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没过几天,吴冬华再次接到武凌来电时,他告诉妻子,被一个法官给“黏”上了,然后,将电话递给妻子,自己出门往田间走。

    “人家讲话在理,而且,好有耐心,你还是听听吧!”,二十分钟后,妻子气喘吁吁地追上了他。

    吴冬华觉得很奇怪,平常有人做他息访工作,他把电话给妻子后,很快便会被挂断。

    吴冬华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逐渐打开了话匣子。

    那天,武凌只是静静的听,从不轻易打断吴冬华的讲话,哪怕是反复的抱怨和诉苦。

    等吴冬华发泄完了,武凌才进行疏导和宽慰。

    几天后,吴冬华主动找到武凌:“武法官,请你们放心,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告状了。”

    最后,在多方的努力下,吴冬华与乡政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采访手记】

见到武凌时,他与很多同事在一起准备合影,一米七的身高,除了嗓门大些之外,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同。

    和武凌聊天时,他也从不愿说起自己的成绩,但只要一提到哪个案子,他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而且,说话时的神情很专注和投入。他不仅能准确说出当事人的姓名、脾气及哪里人,甚至他们当时的内心想法他都能说出一二来。

    采访中,武凌曾三次提到他在宜黄的基层锻炼经历,在他家里还放着10来本厚厚的民情日志,里面记录着他那两年的工作经历和感受。翻开这些日志的第一页,都写着这么一句话:“不能光用眼睛看,耳朵听,要用心去感受群众所思所想,才能更好地做好群众工作。”

    正是抱着这种朴素的理念,武凌把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倾听他们的诉求,读懂他们的心声,然后,抽丝剥茧似的逐层打开他们的纠葛。

    武凌自己也坦言,调解工作往往是功夫在诗外,庭前阅卷、庭外沟通和做思想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坐庭调解的时间。

    “他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真的是刨根问底。”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黄振华清楚的记得,有一次,为了了解一个案件当事人情况及案情背后的一些因素,武凌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

    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实践。

    武凌把每一次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沟通的时间,把每一次做调解工作的过程,以细微处见精神化成走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

    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工作,就能得到了群众的认同。武凌就是这样的法官。



来源: 中国法院网
责任编辑: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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