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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八:谱写人民司法事业新篇章
发布时间: 2011-06-29 08:56:30




    1952年2月1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亲自担任审判长,在北京市中山公园音乐堂公审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



    图为1950年7月至8月全国第一届司法会议会后合影。前排:左三兰公武、左五沈钧儒、左六史良、左八马锡五、左九雷经天。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图为两名青年在观看宣传小册子。



图为人民法院建立初期,法院干部为不能自写状书的当事人代写状书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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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一段辉煌历史的记忆

    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中国在人民的欢呼中,迎着黎明的曙光屹立在世界东方。从此,中国上百年屡遭外强欺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华民族获得新生。

    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用印办公。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司法权第一次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

    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90华诞的时候,回首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当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过的老同志依然激情难抑。

    孙俊奇:“三反”运动教育了全党

    七一前夕的一天,在最高人民法院老干部局,78岁离休老干部孙俊奇激动地对记者回忆起过去。

    “最高人民法院建院之初,院址在司法部街原国民党高等法院大楼内(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司法部街是南北向,街西侧有两座大楼,由北到南,一座楼是最高检察署、最高法院、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另一座楼是司法部。”

    孙俊奇说,1950年,机关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任务很重。在最高法院收留的国民党高等法院人员中,有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国民党派来的特工,还有历史反革命。“肃反工作”中,先是号召有问题的人员坦白交代,抗拒者,才强制肃清。

    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成立了五个机关合署办公的机关党委。五个机关是: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署、司法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机关首长分别是:董必武、沈钧儒、罗荣桓、史良、王明。

    1950年3月从第二野战军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孙俊还记得,董老在最高法院小礼堂作开展“三反”运动动员的情形。董老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接着讲了他自己进城以后一些讲阔气的不良思想的滋生。他从买的皮帽、制服和皮鞋说起。他说,这些衣物虽然都是用自己的津贴买的,但进城就讲穿带,也不是健康作风。董老以此说明,每个党员都应在运动中受到教育。

    在“三反”运动中,最高法院揭发出一个受贿犯罪分子(系留用人员),判了重刑。公安部的一个总务处长是老八路,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中央政法机关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公审大会。“这场运动,教育了全党干部。”孙俊奇说,“此后几十年内最高法院没发生过一起干部贪污事件。”

    沈关生:不忘老区风尚和延安精神

    83岁高龄的沈关生老人回忆,建国初期,最高法院充满了老区风尚、延安精神,沈钧儒、张志让、贾潜等老领导优良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4年5月的一天,副院长张志让和副庭长林亨元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沈钧儒院长家。沈老邀请了很多专家讨论他将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我的任务是做记录。”

    当时在座的有胡愈之、萨空了、范长江、张志让、林亨元等老前辈,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要进行司法改革,去除旧的司法观点,审判工作要有民主作风等方面。“沈老在讲话中自称‘是个人民法律工作者’,显得十分谦虚。”

    会后,大家在沈老家吃饭,沈老拉着沈关生的手让他坐在旁边,问沈关生在哪里上学,回答说在东吴大学。沈老说:“东吴法科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也著名,校本部在苏州,我也生在苏州,你在高院要好好工作。”沈关生说:“张老(张志让)是我们的老师。”沈关生现在提到这件事时说:“德高望重的沈钧儒院长真是平易近人啊。”

    “张志让是一位学者。一次我起草一份文件经庭长阅后送到他那里,张老对庭长说,我直接找起草的人一起修改。他修改时,征求我意见,很谦虚。修改文件的过程,我感到张老这位大教授给我上了一课。”

    沈关生是1953年从上海法院调到最高法院工作的,分配在刑庭庭长室当书记员。起初他对抄抄写写做纪录不大满意,一次在抄写文稿时,漏了字。庭长贾潜对他说:“年轻人要从细小的事做起,具体的事做好了,以后干什么工作都经得起检验。”

    沈关生还说:“最高法院机关同志间讲党性,生活上讲关心。1953年,我和妻子春节不回老家,副庭长林亨元把我们接到他家过年。妻子怀孕时,他还送鸡来呢。”

    梁金奎:新旧社会两重天

    “1948年,我在伪法院当过小雇员。解放后,我进入最高人民法院,融入革命大家庭。”今年80岁的梁金奎向记者讲述着往事。

    “1950年春节前夕,为让当事人过上一个愉快的春节,我们加班加点集中清理案件。院领导发给我们肥皂、毛巾,表示慰问,一天还特意发给我们每个人4个大苹果,这是朝鲜金日成主席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生日贺礼,毛主席得知同志们工作辛苦特意转发给大家。我们惊喜万分,舍不得吃,把苹果带回家里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但是,伪法院却不是这样,机关长官横行霸道,欺压下属。”一次,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名小雇员因上班时间活不多,拿出一本书看,被长官发现,当即把小雇员传唤到楼道大声呵斥,并惩罚他用毛笔把一篇毫无意义的社论抄写三遍。到了下班时间他也没有抄完,发了几句牢骚话,长官便把他开除了。

    “解放以后,我们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最高法院,我所经历的几位院领导对下属都像亲人一样的关爱。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梁金奎向记者表达着他的感受。

    在旧社会,伪法院的推事和警吏敲诈勒索、欺压百姓,令人发指。梁金奎曾亲眼目睹了法警用绳子捆着一名罪行轻微的人犯像遛狗一样在大街上走的情景,原因是这名法警没有拿到“鞋脚钱”(好处费),特意叫他出丑。

    人民法院则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梁金奎介绍,建国后,人民法院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伪法院遗留下来的大量民事案件。“我们把当事人的证据材料,逐家逐户发还给当事人,对要求重新起诉的,讲明新的诉讼程序,便于当事人诉讼。当事人说:‘感谢党、感谢人民法院。’”

    “这是群众发自肺腑的声音。”梁金奎说。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杨树明采写

    图片资料由中国法院博物馆提供

建国初期最高法院的司法工作

    沈钧儒受命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发表公告,任命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任命吴溉之、张志让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绍禹等十余人为委员。

    沈钧儒刚一就职,随即以原华北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为基础,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于10月22日正式办公。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设民事、刑事和行政三个审判庭和办公厅等。同时,着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大行政区的分院,至1952年4月,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华北6个分院先后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为大行政区最高审判机关,负责领导与监督本地区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这部法律起到了法院组织法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了人民法院的设置、组成和活动原则,特别是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从而为司法审判工作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

    刑事审判工作主要是打击敌人,巩固人民政权

    建国初期,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主要是配合中央的统一部署,有效打击敌人,巩固人民政权。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于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及时的镇压,并注意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以达到团结人民、孤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1950年7月底8月初,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司法部门联合牵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会议要求废除旧政权的一切法律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1951年底,中央决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因贪污腐败罪被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二人被执行死刑。中央对该案的坚决处理,对纯洁干部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后,中央又开展了“五反”运动,即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在工商户违法较多的城市,可以设立人民法庭对违法工商户进行审判。这些法庭均属特别法庭,而且是临时机构,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此类法庭随之撤销。

    民事审判审理大量婚姻家庭和财产权益纠纷

    建国初期,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主要是解决婚姻家庭和财产权益两类纠纷。1950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获通过。该法规定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婚姻原则,然后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大批受封建婚姻压迫的妇女纷纷到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求,争取婚姻自由。于是,离婚案件逐年上升,从1950年的46万件猛增到1953年的117万件。

    从1950年到1953年,各地人民法院还审判了3210万件财产权益纠纷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涉及债务、房屋、土地、山林、劳资、公私纠纷等。人民法院在四年之内共审判了13万件劳资纠纷案件、5万件公私纠纷案件,这对于促进当时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1954年开始,审判工作从配合群众运动逐渐向依照法律程序办案过渡,这是在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健全法制的形势下出现的历史性变化。

    撰稿: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东



来源: 人民法院报
责任编辑: 陈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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