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 |
高级查询
| 邮箱用户名: 密码:
|
最高人民法院 法官举报中心 知产文书 被执行人查询 人民法院报 国家法官学院 法研所 出版社 人民司法 法院联合购物
法院新闻
新闻中心
视频台
案件库
法院领导
法院在线
法律文库
裁判文书
党建工作
人民陪审
执行视窗
专题报道
法律实务
法院文化
执行公告
法治热点
司法考试
图文直播
法律服务
电子杂志
法院公告
图说世界
博 客
论 坛
时 评
调 查
中国法院视频台
中国法院网新版正在测试中,欢迎广大网友点击浏览。
  现在位置:域外司法 【浏览字号: 打印预览】【打印 纠错

从澳大利亚视角看香港调解的前景
作者: 新南威尔士衡平法最高法院荣誉法官Bergin    发布时间: 2011-04-27 16:08:02



AD IN PAGE

    本文涉及到一些澳大利亚的调解历史,分析了一些经验数据来寻找将诉讼提交调解的成熟时期。
    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受到高度尊重和追捧的纠纷解决机制。现在法院已经将调解纳入其总体案件处理程序。过去的25年里,在法律界有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即律师推动了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使用,学者和实务界人士也就此问题写了大量的文章。正如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前首席法官劳伦斯前一段时间说的:

    “它(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替代性的。它并不与现有司法裁判体系存在竞争关系。它是在总体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附加机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法院系统的权威。我们无法容忍任何一种认为司法主权在履行国家和公民之间或者公民和公民之间纠纷解决职责方面是可替代的观点。然而,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机制,作为额外的或附属的程序,来行使司法主权职责。这使得法院可以以主权的名义将其宝贵的时间和资源用来处理更严肃的司法裁判任务。”[20]

    多年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组织纷纷建立,包括成立于1975年澳大利亚的仲裁员和调解员协会[21]、成立于1989年的争议解决者协会(前身为非诉讼纠纷解决律师协会)[22],以及成立于1995年的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咨询委员会[23],即一个为向联邦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和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而成立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抵制将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纳入澳大利亚司法体系的持续的反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之外,它们还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培训认证、出版物、赞助和设施,来帮助客户寻找到合适的调解员。现在,许多专业协会在非诉讼纠纷解决中也非常积极,例如新南威尔士调解律师公会[24]与维多利亚律师公会调解中心[25]。澳大利亚法律行业的最高机构——澳大利亚法律理事会[26],也有一个十分积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委员会。

    我打算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调解和法院,将自己的讨论范围限于成立于1823年的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和成立于1852年的维多利亚高等法院,同时涉及于1980年开始运作的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27]和于1977年开始运作的澳大利亚联邦法院[28]。

    20世纪80年代,“全球公共管理革命”[29]增加了法院实现更高效率的期望,这导致大量的案件管理程序被引入到一些澳大利亚法院。以前由当事人享有的如何进行诉讼的自由,被成为了管理分子的法院所剥夺和限制[30],法官为当事人设定时间表,同时下令将案件在尽可能早的时间进行审理。它包括鼓励当事人解决纠纷,以避免诉讼费用和诉讼继续进行的不确定性。这种鼓励在最初是有所保留的,法官建议当事人借助其法律代表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分歧。这种鼓励慢慢发展为“额外”的调解机制。

    在Friends of the Glenreagh Dorrigo Line 公司诉 Jones 案(未载录,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1994年3月30日)中,法官Mahoney JA评述:

    “诉讼程序运行的轨道是属于公众所有的轨道。时间表是由法院程序规定的。诉讼程序按照当事人要求的速度来进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将这个比喻继续延伸下去,那么可以说在诉讼之后仍有其他轨道,如有当事人并不保证其纠纷解决的车辆可以快速通过诉讼的轨道,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它将被移出轨道,以使得其他更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可以进行诉讼。”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在一些社区司法中心得到成功适用,在那里提供免费的邻里和家庭纠纷调解。当家庭[31]、环境和计划法[32]领域的新的法院创建时,这个实验扩张到了法院体系。家庭法被认为适合于适用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因为调节过程的保密性有利于维护未来的家庭关系。

    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

    1979年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第34条规定,除非首席大法官另有命令,特殊案件[33]中的当事人必须参加一个由法院专员主持的预备会议,来探究当事人是否可以在案件处理问题上达成一致。土地和环境法院现任首席法官Brian Preston将本过程描述如下:

    “立法机关,在法院中给予调解以重要角色,明确谴责认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是法律诉讼的难兄难弟的流行的法律文化上的观点。要求1类和2类案件进行调解,法院并非将这些案件从正式司法裁判系统中转移出去。调解是一个同样合法与合适的纠纷解决机制。“[34]

    从1980年到1985年,在土地和环境法院运转的前五年里,预备会议的结果是令人欣喜的。在1983年有308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20.9%)在第34条的规定的会议下得到解决,这一数字在1984年是281(占案件总数的17.7%)。不幸的是,这些会议的成功率在2005年下降到只有1.5%,2006年只有2.4%。法院开始寻求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调解和中立评估。首席法官Preston认为法院运作是“事实上有多扇门的法院”,“有能力根据个案采用不同的方法”。[35]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

    1987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将一个非诉讼纠纷解决试点项目引入新南威尔士地方法院。这个方案随后得以扩展实施,法院的许多书记官和院长参加调解专项培训。[36]截止到1996年,共有1,109个案件提交调解,其中938个案件(85%)已经结案,171个案件(15%)仍在进行中。已经结案的案件中,736个案件(78%)在调解会议上得以解决,168个案件(18%)进行了诉讼,34个案件(4%)移交到州法院。提交调解的案件中,27个由联邦法院的法官调解,其中的17个案件(63%)通过调解得以解决。[37]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结论,即法院附属调解可以促进案件的高解决率和减少案件拖延。另一方面,联邦法院法官对于担任调解员存在一些不情愿的情绪。在1994年一项针对法官进行的匿名调查中,一些法官表达了对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化的反对。一位法官说:

    “我认为法官的角色就是裁判案件。我对法官从其观点出发,就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给予一些暂时性和临时性的、可能帮助诉讼当事人评估案件可能性和达成解决方案的指示没有意见。但是这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法官必须保持一个真正开放的心态,并让人们能够看到他这样做。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任何带有恃强凌弱色彩的事情都是与法官的裁判功能不相一致的。”[38]

    另一位法官认为:

    “我认为澳大利亚的所有法官,当然包括本法庭的所有法官,都强烈地期望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我采取的政策是在适当的时候培养当事人讨论和解的想法。在一些案件中这是毫无意义的,可能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必须通过法院裁决来加以解决。在另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可能是久经世故的或者是被很好地代表的,不时的调查或者暗示也许是有用的,但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将会是适得其反的。在另一些案件中,也许很明显地,当事人并没有讨论问题的解决,或者忽略了重要的问题,或者并没有得到合适的建议。在这些案件中,更多的直接干预或许是情有可原的。然而,我不会卷入这些谈判的细节,除非得到了当事人的同意,并且我已经实现告知他们如果案件进行诉讼的话,我会失去审理本案的资格……在审前程序中,司法能动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存在主要的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确保事实清楚,证据明确(这种情况最有利于有意义的谈判),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官在案件问题被充分征询讨论过之前,便发表了对案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看法。后一种情况很有可能导致在法官表达的看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认为案件已经被预判。”[39]

    1990年5月21日,联邦法院规则根据1976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案进行修订,以增加第O 10 r 1(2)(g)条。该条规定:

    法院可以:


……

    (g)当事人在书记官或法官之前参加秘密会议,着眼于达成诉讼调解协议,或者明确纠纷中的真正问题,以使案件朝有利于问题解决或者缩短诉讼准备的时间的合适方向进行。

    1991年6月,1976年联邦法院法案被1991年法院(调解和仲裁)法案修正,增加了第53条A项。该条规定如下:

    根据法院规则,经法院诉讼案件当事人同意,法院可以下令将诉讼、或者部分诉讼,或者诉讼中提出的任何问题提交给调解员或仲裁员来进行调解或仲裁,只要与法院规则相一致。

    1991年12月,联邦法律规则进行了修改,增加名为“调解与仲裁”的第72条,该条允许当事人在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自愿将案件提交调解,并允许法官担任调解员。

    1992年12月,联邦法律规则进行了修改,删除了第O 10 r 1(2)(g)条,O 72条得以保留下来指导法院调解。

    1997年,1976年联邦法院法案第53条A款进行了修改,即案件可以在经过或不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提交调解,但提交仲裁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

    虽然针对司法调解的条款仍然有效,但是其使用则是微乎其微的。法院书记官主持着调解。我认为那极少数的司法调解是应用在土地所有权的案件中。[40]

    对于司法调解的适当性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研究司法调解制度引入伦敦技术与建设法院后产生的结果是十分有趣的。该法院的案件解决程序由首席大法官Rolls批准,允许法官“基于当事人请求,提供类似于调解的服务”。[41]如果法官尝试作为调解员来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而纠纷并未得以解决,该法官将被禁止进一步参与该案。在我看来,在协议未能达成的情况下禁止法官进一步参与案件,这明确承认了一项原则,即正义应当不仅仅被维持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被维持。调节过程中,法官在与当事人或其法律代表在秘密或私下会见时,会接触到一些案件事实,这是法官被禁止继续参与案件工作的原因。一旦法官不仅和当事人,而且和其他法律从业人员进行私下或秘密交流,将被禁止将这些秘密交流的内容披露给任何其他人,这在我看来是司法公正性的折中。

    司法公正性的看法部分源自一个事实,即法官在开放的法庭上进行审理。公众成员可以看到法官履行裁判职责,听到法官与相关当事人的法律代表之间的交流,看到法官的裁判理由。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开审判制度是否容许法官进行私下交易。[42]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讨论的重要问题。

    维多利亚

    1992年,维多利亚高等法院首席法官Phillips引入了所谓的“春季攻势”。评审团被安排审查762个待审案件,其中280个案件被提交调解,104个案件(37%)通过调解得以解决。[43]在“秋季攻势”中,大约150个持续很长时间的案件被提交调解,其中79.35%的案件得以解决。[44]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州,这样的“攻势”或“结案周”的短期初步行动为法律界和法院提供了宝贵的调解经验。[45]

    在维多利亚高等法院,参与法院下令进行的调解已经成为诉讼案件的共同特点。多年前,当维多利亚高等法院首席法官Marilyn Warren作为陪审法院审理商业案件时,她说:

    “调解总是法院下令进行,无论当事人是否有此意愿。曾经多次,当事人跟我说案件并不适合调解,然而我仍然将案件提交调解,然后看到它得以解决。我不得不说,在商业法院,法院下令进行的调解案件具有很高的成功率。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很大程度上基于资深调解员的技巧,尤其是那些以前是资深大律师的调解员。”[46]

    维多利亚高等法院的现行调解政策可以从首席大法官Warren的如下声明中看出:

    “应该强调的是,调解并不是一种低等类型的正义”。它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正义。所有针对纠纷解决的研究都表明,人们非常重视快速解决纠纷以及将其案件呈现在一个中立人士面前的机会。调解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47]

    新南威尔士

    1985年,时任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首席法官Laurence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时任最高法院商业法庭首席法官Rogers,以及一些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和新南威尔士检察总署的代表。该委员会建立了后来澳大利亚商业纠纷中心的框架,即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促进非对抗性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组织。[48]

    1994年,新南威尔士议会颁布1994年新南威尔士法院立法(调解、评估)修订法案,同样的修正案被引入最高法院、工业关系委员会,土地和环境法院、区域法院、工人赔偿法院和地方法院的管理规约。1970年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法案的新Pt 7B条包括:

    由法院提交

    110K(1)法院可以下令将案件提交调解或中立评估(刑事案件除外),如果:

    (a)法院认为情况合适;

    (b)诉讼当事人同意提交;

    (c)诉讼当事人就该问题的调解员或评估员人选问题达成一致;

    (2)调解员或者评估员可以但并非必须是本部分下名单中所列人员。

    1999年,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关于法院附属调解原则的正式声明,其中包括如下内容:

    调解是法院裁决程序整理中的组成部分,是“法院的影子”,用以促进案件的解决。

    调解使得双方当事人能够在一个合作的环境中讨论双方的分歧,他们被鼓励但并非强制达成协议,以使案件有可能得到尽早解决,从而尽可能快地从诉讼程序中移除。

    双方同意调解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在适当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自由裁量权,不经当事人同意而将案件提交调解。

    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调解员并向其支付报酬,假设寻求调解的命令已经下达且调解员得到了法院认可。

    调解可以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间进行,但调解不得在诉讼程序开始前提出。

    每一个案件提交调解都必须基于案件的性质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法院提供的调解员必须具有适当资格及经验。他们必须具有能够得到定期评估和更新的技能。

    调解员必须受到适当的法律保护,并拥有豁免起诉的权利。

    必须餐区适当的立法措施来保护调解的秘密性。

    每一个保密义务都必须附加到调解员自身。

    调解员通常应当是法院人员,如书记官、顾问,而非法官,但在一定情况下法官可以进行调解。

    调解的成功并不能仅仅依靠节省时间和金钱来衡量。使参与者满意的机会、问题的尽早解决、公正的结果都是与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有关且重要的原因。[49]

    2000年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修正(提交程序)法案修正了1970年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法案第110k条,以使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而将案件提交调解。其中包括如下内容:

    法院提交

    110K(1)如果情况合适,法院可以下令将任何诉讼案件或其部分(任何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部分除外)提交调解,可以经过或不经过诉讼相关当事人的同意。[50]

    2000年,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首席法官Spigelman表示,调解的目的是“确保早日解决纠纷”,法院会“保持警觉的眼睛,以确保案件提交调解不会加剧案件解决的延迟”。在同一地点,首席法官还就强制调解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制调解的观点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成功的调解需要达成共识。

    尽管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但是仍然有一些强制调解的先例。的确,任何需要调解的合约,正如通常的案件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具有这种特征的强制,尽管双方在一个合同当事人的内心仍然没有意识到产生纠纷的可能性的时候达成合意。一些立法计划包括强制条款。我将特别提到一下联邦债务处理法案和零售租赁法案。联邦法院、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西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有一段时间有权不顾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反对,将案件提交调解。

    毫无疑问,在强制调解的当事人中,至少有一些人,也许有很多人,在进行调解时将不会有一个可能导致调解成功的心境。然而,一些并不同意的调解的人以及表达过对调解的不情愿意见的人,尽管有大量的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但他们参与到了调解中来,这往往导致纠纷的成功解决。

    据我所知,在新南威尔士,在成功率和当事人满意度问题上,强制调解和非强制调解之间并未存在不同。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或传闻证据都是这个结果。

    看来,也许作为一个战术问题,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他们的法律代表,在艰难拼搏的纠纷中,都希望建议进行调解或者甚至表示他们准备考虑调解。毫无疑问,这可以被看作是薄弱的象征。然而,如果法官如此引导,当事人仍然同意参加调解会议。

    有一类纠纷当事人最初是不情愿进行调解的,但后来希望参加调解。我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议会授予法院的这种权力对法院达到其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帮助。”[51]

    未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法定权力在法律界引起了惊愕。这种改变被称为“激进的”和“最不受欢迎的原则性问题”。[52]有人认为“强制地进行调解”有可能腐蚀对法治的尊重,尤其是当这种要求进行强制调解的权力被频繁使用时。有一种怀疑是,法官由于法院的压力,将受到诱惑而频繁使用这种权力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53]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关注于法院的管理,对法院的工作使用“关键绩效指标”、“产生”和“积压指标”等专业术语。它将调解称为是一个“分流方案”,在它最新的报告中,它得出了一个精巧而明确的结论,即成功的调解“通常使案件解决早于通过诉讼和判决”。然而,它不能将不成功的调解描述为“及时”,只能称其为“高度效应变量”。[54]

    专业人士提出的与非自愿调解有关的担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七年后,证据表明,极少数案件是在所有当事人都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提交调解的。法官在第110k条及后来的同等条款下[55]使用不经当事人同意而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权力,需要考虑案件的所有情况。

    Yoseph 诉 Mammo案(2002年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第585号)涉及到一个这样的家庭,母亲(原告)和三个孩子(被告)已经登记为联权共有人。母亲称只有她有资格享有财产利益。在诉讼的第一天早上,第三被告基于第110k条,申请将案件提交调解。申请者遭到原告和第一、二被告的反对,理由是他们已经准备好将案件提交审理,他们担心无效的调解只会延长和增加对年长且脆弱的原告的压力。法官Barrett J将案件提交调解,并做出如下评述:

    “[9]在我看来,第110k条就是为这种案件而设计的。诉讼的当事人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很明显他们依然十分友好并仍然对相互的福利抱有适当的关心。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这并不像是那种通常诉诸法院的案件,即家人不再互相尊重,不体面地互相争执。在我看来,这个家庭保持了它的尊严和成员间的互相尊重。

    [10]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最有可能从调解所提供的机会中获益。该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其规避强硬法律立场的能力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在我看来,这种特征在类似本案这种案件背景下是尤其有益的。

    [11]在审查这一案件的整体情况后,我认为,使当事人强制进入调解将对其有所帮助。强制也许可以打破使当事人停止调解并走入诉讼的坚冰,尽管书记官在去年10月认为案件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一旦坚冰被打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亲情也许可以通过一个有益的途径而导致高产出的解决方式的产生。当事人,尤其是关系亲密的当事人自己寻找到的解决方式,无论是否获得外部协助,会比以一方胜利其他人失败地离开法院要更好。因此,调解的机会是应当把握的,当事人应当下定决心并带有建设性地参与进去,现在法院已经做出决定,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进行调解。”

    同一个法官在早一些的Morrow诉chinadotcom公司案(2001年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第209号)中评述道:

    “如果一方明确表示其认为诉讼是最恰当的纠纷解决方式,并希望继续下去,法院必须认真考虑从表面上看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徒劳且造成时间延误和费用浪费的强制调解。

    毫无疑问,在一些案件中,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例如,法院感觉到了情感或其他非理性的力量(包括不合理的不妥协)正在起作用,这种情况下,拥有良好协调能力的第三方有可能通过努力而带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均衡。

    本案涉及卷入商业交易的商业当事人。他们被认为具有合理程度的商业方面的老练和精明。假定他们(当然包括他们的代表律师)清楚意识到在许多案件中,和解和其他非诉讼解决程序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如果凭借知识的优势和律师的建议,他们没能完全认识到寻求一些他们自己选择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充分价值,那么通过法院强迫他们调解而进行口头敷衍,将会收效甚微。

    尽管强制调解的抽象的优点和缺点已经在其他地方被讨论过……在特定案件中,法院的任务是评估其所面对的情况。在本案中,我的评估是,如果调解是强加给某一方当事人而并非各方都自愿接受,将不可能获得任何有用的东西。”

    我恭敬地同意Barrett J关于商业当事人拥有商业上的老练精明以及懂得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优势的意见。尽管有这些属性,我仍然在两个案件中,不顾一方当事人的反对将案件提交调解。

    第一个是一个业主法团发起的案件,它经营管理包括一个宾馆在内的一个建筑。[56]该公司向宾馆所在地段的业主(出租人)寻求征税。业主(出租人)基于租约向宾馆老板(承租人)提起交叉诉讼主张征税赔偿,旅馆老板(承租人)向业主(出租人)就其所称的由有缺陷的商业建筑引起的业务中断提起交叉诉讼,主张损害赔偿。此外,业主(出租人)的前董事基于租赁协议中的责任向出租人的常务董事提起交叉索赔。

    这个问题开始于地区法院,最终移交到高等法院商业案件审讯表。案子中有很多关于冻结令是否合适的口头交锋。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争辩激烈,其激烈程度较之前几审有所升级。当事人甚至不同意进行调解的命令,而重新回到法院进行进一步的辩论。在那种情况下,我表达了当事人通过进行调解可以获得更好的降低成本的机会的意见。在当事人没有就此达成合意时,将案件提交调解往往是很难的,但是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一方当事人热衷于尝试和解决问题,尽管缺乏合意,案件仍然可以得以解决。

    我下令将整个案件提交调解。这个案件的调解员是一位在商业问题上和上诉法院具有丰富司法经验的退休法官,此前他曾有一段杰出的律师生涯。案件得以完全解决。

    另一个案件是关系到重大工程项目的复杂案件。[57]原告业主对被告建设商提起诉讼,被告建设商对一些分包商和建筑师提起交叉赔偿。 诉讼请求涉及到合同变更和由宣称的有缺陷的建筑所引起的成本超支,还包括控告误导性和欺骗性指导。关于审前文件透露的口头动议使事态更加复杂。原告以它的存在不会有助于调解为由,抵制进行调解的命令。尽管有原告的抵制,案件仍然被提交调解,在调解中各当事人之间的问题得以解决。

    下令进行非合意调解的权力使用得很保守,主要是现在当事人抵制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情形已经不多见。我认为那些正在考虑引入这一权力的司法机关可能会发现澳大利亚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下定决心引入这一权力。


     在线调解

    澳大利亚法律理事会目前正在进行在线聊天室式调解设备的实验。他们的在线调解平台[58]为不同的聊天线路提供进入不同聊天室的安全访问:一个聊天室用于与调解员的私下交流,一个聊天室用于与调解员和其他当事人一起交流,还有一个聊天室仅用于当事人和其法律代表进行交流。一些实务工作者已经接受了在线纠纷解决的培训,在线纠纷解决最近也被作为教学工具引入了法学院,法学院的学生可以在成为法律实务人员之前完成法律实务培训课程。[59]这个设备和在线纠纷解决被作为“尖端”而加以推广,它也有望于不仅限于简单地应用于调解,,同时也应用于远程仲裁和所有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中的信息交换。[60]

    澳大利亚法律理事会的实验将于2008年2月结束,但至今仍未能确定有多少人将从在线纠纷解决中受益。也许许多为解决顾客、商人、房东和租客的纠纷而成立的法庭也会适合使用这一科技。

    术语

    随着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及其进入网络世界,非诉讼纠纷解决实务人员正提供一些更广阔范围的服务。一个已经发展的领域便是“简易化”。“简易化”在商业世界中已经使用了许多年,公司及其董事会使用便利措施来帮助其战略规划和日常商业生活的其他方面。便利措施引导商业实体通过讨论来就如何最好地达到商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达成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

    在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世界里,“简易化”被描述为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起步程序。[61]便利工具满足了当事人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借助便利工具的帮助来达成合意,从而找到最恰当的方式来尝试解决纠纷。它似乎是调解、仲裁和进一步谈判的前驱指标,随后便利工具将会进入不同的角色,包括调解员、仲裁员或中立评估者,当事人应期待它的发生。

    在采纳更多的标签和对这些标签进行定义的时候,应当谨慎行事,以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不会冲入在20世纪90年代险些吞没它的“迷雾”。[62]然而,话虽如此,在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有些案件非常复杂,便利工具被当事人用于缩小争议问题,和在没有调解员介入的谈判中制定纠纷解决议程。这往往发生与于非常庞大和复杂的、涉及到众多复杂的诉讼原因的多当事人诉讼。

    规章

    澳大利亚法律理事会已经为调解中的调解员和法律从业人员制定了道德准则。[63]澳大利亚目前仍然没有强制的调解员国家认证制度,[64]然而建立这个制度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2004年3月,国家替代争议解决咨询委员会建议,任何调解员的国家认证制度,应遵循四个主要的政策目标:

    (1)提高调解的质量和道德水平;

    (2)保护消费者;

    (3)发展消费者对调解的信息;

    (4)建设这一领域的能力和同一性。[65]

    国家调解会议有限公司管理的联邦政府基金用于促进澳大利亚合适的调解员认证标准的讨论。该公司目前正在实施一项批准于2006年的调解员国家认证计划。该计划包括将培训和教育的统一要求作为调解员国家认证的必要条件,条件远需要继续接受教育、培训以维持该认证,以及国家标准的发展。实施阶段包括所有调解组织的审核,以及建立调解员国家登记认可机构。计划还包括引入一个处理申述人对调解员投诉的制度。[66]

    缺点

    法院将案件提交调解的缺点之一,便是案件提交调解时,尽管当事人同时提交调解,却并非真的有意解决分歧。在我来看,避免这一缺点的方法是根据案件提交调解时所处的阶段,来持续监控提交调解的案件,使得可以在最合适的时间做出将案件提交调解的决定。另一个避免这一缺点的机制是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指导下,[67]进行一次针对法院附属调解制度和私人调解制度使用者的调查。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目前并没有案件调解完成后的“客户调查”,但非诉讼纠纷解决督导委员会目前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机密性

    私人调解的当事人签署由调解员准备的同意保守调解程序机密的协议。当案件是由法院提交给调解员时,调解员具有与司法工作人员一样的豁免权。[68]调解员在如下情况下可以披露信息,即得到信息来源者的同意和出于帮助当事人间争议解决目的的合理需要。[69]调解员可能被要求提供限于“调解协议已经达成以及调解协议的主旨”之类的在调解中达成的证据。[70]然而,调解中的任何说法以及任何承认,都不允许在法院或其他机构进行的程序中提出。任何出于调解目的而准备的,或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或是作为调解结果的文件(或者它们的任何复制品)都不允许在这样的程序中提出。[71]然而,如果经这些材料的提供者同意,这一禁止则并不适用。[72]

    支出

    复杂的商业和建设案件已经因花费过于昂贵而遭到了批评。当还是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商业法院首席法官的时候,法官Rogers提出了如下意见:

    “假设复杂的商业案件是中世纪战斗机车的部件。装满纸板影音文件的手推车、更多的同伴、聘用的来通过他们的移动电话来寻求援助的律师和律师助理,以及提供更多的信息的手提电脑,并不仅仅使得法院发展到通常宽敞的法庭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必要的肘部空间的地步,而是由于法院的成本和特性,而将复杂商业案件转变为好莱坞大制作。也许我会在括号中加以评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在陈述案件都需要更多智力支撑的时候,法院还被要求做出将被律师和其律师助理寻找缺陷和瑕疵的回答。法官需要适应从证人的哀嚎到轻型旅的冲锋。这是宏伟的,但是,这是正义吗?”[73]

    14年后,首席法官Spigelman对商业案件诉讼的调查费用表达了不满。[74]这种不满应当从诉讼的风险、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角度来看待,然而,司法机关和法律界需要发展机制来使商业诉讼的支出与涉案标的物的重要性成比例。[75]

    法院,通常也包括业界人士,有效地使用调解程序是尤为重要的。法院和业界人士应当努力避免因为在最适宜或成熟的时间之前将案件提交调解而增加的支出。司法系统和业界人士面临的问题之一便是缺乏有关在成熟的时间将案件提交调解的经验数据。很多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调解的结果,包括案件的类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过去、争议的数额、当事人的相对财务状况,当然还包括达成和解的意愿。

    基于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指示器的结案率,一些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持保留意见的声音已经出现,有人提出,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可能无论如何都能解决,正如大多数人所作的那样”。这个建议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的案件最终并没有走向法庭诉讼。[76]

    维多利亚高等法院发起的季节“攻势”,针对挤压最久的那些案件,取得了很高的结案率,然而,除了拖延时间长之外,这些案件并没有其他更多的属性为人们所知。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进行的早期调解,以及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所进行的早期调解,同样取得了很高的结案率,但是我们对这些得到解决的案件同样知之甚少。

    案件解决的成熟或最佳时间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这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将会有所不同,例如,涉及小额金钱的案件和家庭纠纷的解决,很可能要早于企业巨头之间的争议点很多的复杂案件。试图确定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最佳或成熟时间,是为了避免调解失败所产生的支出。话虽如此,它却并不是一项精密的科学,不足以提供硬性的和快捷的规则,因为很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调解的结果。截止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可用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为确定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成熟或最佳时间提供帮助。然而,由于基于结案率而出现的保留意见,我现在打算分析一些来自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的经验数据,探讨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成熟时间的问题。

    最新进展:调解的成熟时间

    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有两个诉讼法律部门,即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77]每个法院中,案件都按照不同的审讯表进行管理。管理各个审讯表的法官被称为审讯表法官,管理审讯表中的各个案件。我会集中讨论我担任审讯表法官的审讯表,即商业审讯表和技术与建设审讯表。[78]

    审讯表中的案件,包括合同索赔和侵权赔偿,公平救济和损害赔偿,根据联邦法律和州法律进行的对误导或欺骗行为的投诉,以及强制履行和终局禁令。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到大额的金钱、多个当事人和多个需要裁决的复杂争议点。调解是受到鼓励的,不论当事人是否已经调解或者是否具有同意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意愿,当事人需要在诉讼开始时便告诉法院在诉讼之前他们是否进行过调解。

    法院提供调解服务,由书记官作为受过培训的调解员,来调解法院提交给他们的纠纷。当事人请求通过法院附属调解服务调解案件是极其少见的,因为他们通常希望使用私人调解员的服务,自主选择调解员并支付报酬。这些调解员包括退休法官、法律实务工作者和其他各种专家。

    案件更有可能在调解中解决或由于调解而解决的成熟和最佳的时间是很难把握的。一些人建议应当在诉讼耗费过大之前尽早将案件提交调解,这时候当事人可能会感觉他们可以通过达成一个商业性的结果来省钱。另一些人则认为因为晚一些提交,这时当事人已经认识到了相关案件的优势和弱势,更愿意达成一个商业性的结果。这些建议无疑是闲谈性的,因为各方都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撑。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当事人应当“尽可能早地进行调解”,因为:

    “等待案件进展到律师可以给出全面的建议或者否定意见的优势,往往不如其他考虑重要,例如,案件结果将仍然不可预测,已经产生的支出将使案件和解更加困难,诉讼过程中有争议的交流往往使得当事人和律师之间产生仇视情绪。[79]”

    从常识和逻辑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很有力的建议。不过,我想借此机会,通过经验数据来检验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时间是否真是应当更早而非更迟。[80]有些人建议不应当根据诉讼程序将调解划分为不同的阶段。[81]

    我分析了审讯表上被提交调解的案件,关注于案件提交调解时所处的诉讼阶段,以及案件是否在调解中解决或者在调解之后不久便得以解决。当然,这些得自原始数据的结论,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以及当事人的意见,是有其局限性的。然而,有鉴于此,我打算分析审讯表上于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1日提交调解的案件。我同时也会讨论这一时期内非商业和建设类案件提交法院附属调解系统的结果。

    这一时期共有98个案件提交调解,其中65个案件是商业案件审讯表上的,33个案件是技术和建设案件审讯表上的。这些案件中只有两起案件是在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提交调解的。[82]只有37起提交调解的案件在调解中得以解决,这相当于大约38%的结案率。[83]

    在对这些审讯表上提交调解的案件进行分析时,我对案件提交调解时所处的诉讼阶段做出如下分类:

    早期——当事人正在完成其答辩;

    中期——文件披露和其他中间步骤正在进行;

    晚期——当事人开始准备证据,审判日期已经确定[84]。

    在调解中解决的37个案件中:

     8个(22%)案件在早期提交调解;

    11个(30%)案件在中期提交调解;


    18个(48%)案件在晚期提交调解。[85]

    对所有提交调解的案件(98件)的分析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30个案件在早期提交调解,8个(27%)案件得以解决;

    38个案件在中期提交调解,11个(29%)案件得以解决;

    30个案件在晚期提交调解,18个(60%)案件得以解决。[86]

    关于在调解中没有得到解决的案件(61件):

    22个(36%)案件在早期提交调解;

    27个(44%)案件在中期提交调解;

    12个(20%)案件在晚期提交调解。[87]

    对没有在调解中得到解决的案件的发展研究表明,绝大部分案件(72%)进入诉讼,只有15%的案件在调解后的六个月内得以解决,13%的案件在调解后的六个月后才得以解决。[88]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通过原始数据得出的推论和结论从来就不是令人满意的,调解是在私下的有保密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论和结果会受到更多不确定性的困扰。

    对上述期间的情况的分析表明,法院附属调解的结案率高出案件提交名单所列调解员进行私人调解的结案率21个百分点。[89]法院附属调解的性质与提交名单所列调解员进行调解存在很大的不同。前一种情况下,案件往往涉及家庭成员就死者财产提出的财产或其他诉求,以及调整产权等事实关系,当事人都是个人,且并非经验丰富的谈判者。[90]在后一种情况下,案件往往涉及到大额金钱,当事人较多,争议点也比较多,案件当事人往往是经验丰富的商人,具有受到过很好磨练的谈判技巧。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这些案件中,做出将案件提交调解决定的当事人,可能需要像其他人解释他们做出的决定,比如董事会成员和股东。

    这些比较数字为特定类型的案件比其他案件更适合提交调解的命题提供了支撑。当然也存在其他影响调解结果的因素,例如,商业案件审讯表被称为“快速通道”,将案件提交调解的当事人十分清楚地知道,即使他们不能通过调解处理分歧,也能够从法院获得纠纷的快速解决。还有就是商业当事人可能出于竞争或商业原因而继续进行诉讼战略,然而一般案件审讯表中的涉及到家庭纠纷的当事人并不能看到继续留在法院系统与他们的兄弟姐妹或父母进行争论有任何战略上的优势。适用于这些案件的法律也更加狭窄和确定,补救范围由法律规定。

    可能影响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决定的因素包括:

    诉讼费用;

    调节费用;

    当事人间关系的性质;

    与其他当事人继续保持商业关系的愿望是否存在;


    对可能的公开的担忧;


    继续进行诉讼的财政能力;


    其他项目存在对花费于诉讼的资金的需求;


    避免公开审理的愿望;


    审理日能否出席;


    对本案中己方和对方的优势和劣势的了解;


    确定调解人的可能性。

    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都将在诉讼的早期出现。对相关案件优势和劣势的判断则是在诉讼的后期阶段能够更加精确。因此,在案件在诉讼早期便提交调解的情况下,商业因素可能是影响达成和解的决定因素。在了解当事人是否有充足的动力来在调解中达成和解的问题上,当事人的法律代表比法院处在更有利的地位,法院则依靠工作人员的协助来确定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成熟或最佳时间。

    尽管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样本,但这些数字仍然表明了一个有趣的趋势。随着案件朝最终审讯发展,当事人将获得更多的信息,提交证据,同时在了解案件中己方和对方优势和劣势的问题上处于更好的位置。这可能会为和解提供动力,反之不了解案件中自身证据不足的当事人进入调解后会感觉到在达成和解方面受到更大的限制。审理日的确定也是使得当事人重视对纠纷处理做出坚决决定的必要性。

    有一些案件,在案件相关的真正优势和劣势并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情况下便得到了解决。然而,似乎大部分的商业诉讼当事人都更偏向于在经过调解达成协议之前,拥有对他们在案件中的优势和劣势做出更精确判断的能力。原始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即60%在诉讼晚期提交调解的案件达成了和解,在更早时候提交调解的案件,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只有30%达成了和解。

    结论

    从对审讯表中提交调解的案件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商业和建设案件来说,将案件提交调解的成熟和最佳时间是在案件诉讼的较晚阶段。

   

   

  

  

  

  

  

  

  

注释

[20] Street L,非诉讼纠纷解决语言,ALJ,1992年,第66期,第194-194页

[21] 引自http://www.iama.org.au

[22] 引自http://www.leadr.com.au

[23] 引自http://www.nadrac.gov.au

[24] 引自http://www.lawsociety.com.au/page.asp?partID=3779

[25] 引自http://www.vicbar.com.au/b.8.4.asp

[26] 引自http://www.lawcouncil.asn.au

[27] 由1979年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确立。

[28] 由1976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确立。

[29] Spigelman JJ,“新型公共管理与法院”,ALJ,2001年,第75期,第748页

[30] Peckham RF,诉讼成本的司法应对:案件管理,二级发现计划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罗格斯法律评论,1984年,第37期,第253 -254页

[31] 澳大利亚家事法院由联邦政府在1975年建立,有权在1975年家庭法案下审理案件。

[32] 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由新南威尔士政府成立,作为在1979年新南威尔士环境规划和评价法以及1919年新南威尔士地方政府法下审理案件的一审法院。

[33] 这些案件是1979年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规定的1类和2类案件。1类案件是环境规划与保护上诉案件(第17条),2类案件是地方政府申诉和申请案件(第18条)。

[34] Preston BJ,“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的调解:历史、本质和优势”(发表于澳大利亚商业纠纷中心举办的对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参与第34条会议的成员和悉尼土地和环境法院成员的培训项目上的讲话,2007年8月3日,http://www.lawlink.nsw.gov.au/lawlink/lec/ll_lec.nsf/pages/ LEC_speeches_and_papers)

[35] Preston,n 15 at 24.

[36] Black M,“法院、法庭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澳大利亚的辅助性纠纷解决机制(1996)7 ADRJ 138 at 138-139

[37] Black,n 17 at 142,151-152

[38] DeGaris A,联邦法院法官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1994)13 U Tas L Rev 217 at 228

[39] DeGaris A,n 19 at 228-229

[40] 1993年土地法案。

[41] Coulson P,技术和建设法院,Sweet&Maxwell,2006年,第72-73页

[42] Street L,调解与裁判机构,ALJ,1997年,第71期,第794页

[43] North J,澳大利亚法院附属调解概述,(2005年11月17日于吉隆坡马来西亚法律会员上发表的讲话),第2页

[44] Golvan GH,调解的时代——承诺履行了?,仲裁员,(2000)18(3) 136 at 140.

[45] Astor H,Chinkin C,澳大利亚纠纷解决,2002年,第254-256页

[46] Warren M,维多利亚高等法院商业案件诉讼与商业案件审讯表(2001年7月23日发表于维多利亚法律研究所的讲话,http://www.supremecourt.vic.gov.au/CA256CC60028922C/page/Publications-Speeches?OpenDocument&1=70-Publications~&2=20-Speeches~&3=~),第7页

[47] Warren M,高等法院调解,http://www.supremecourt.vic.gov.au/CA256CC60028922C/page/Support+Services-Mediation?OpenDocument&1=80-Support+Services~&2=10-Mediation~&3=~

[48] Street L,澳大利亚商业案件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2005)79 ALJ 765 at 766-767;澳大利亚商业纠纷中心,我们的历史,http://www.acdcltd.com.au/4189,01,1-0-History.php

[49] Spigelman JJ,非诉讼纠纷解决的盛宴——悉尼大学和学院俱乐部,(2000年11月9日发表于悉尼非诉讼纠纷解决律师会的讲话,http://infolink/lawlink/supreme_court/ll_sc.nsf/pages/SCO_speeches)

[50] 本条被复制到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26条。

[51] Spigelman,n 32.

[52] Walker B,Bell AS,“强制调解的争议”(Spring 2000)Bar News 7.

[53] Walker,Bell,n 33 at 8.

[54] 生产力委员会的政府服务报告,发表于2007年6月28日,http://www.pc.gov.au/publications

[55] 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26条。

[56] Baker诉McGlynn案,(未收录,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Bergin J,2006年11月20日)。

[57] 房地产物业集团诉Barclay Mowlem建设公司案,(未收录,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Bergin J,2006年6月9日)。

[58] 这是由一个英国公司设计的“调解室”系统的重新包装版本,见于http://www.themediationroom.com

[59] 这个法学院项目类似于香港的法律研究生证书。

[60] 澳大利亚法律理事会,在线调解系统,http://www.lawcouncil.asn.au

[61] 见于战略行动,战略决议–纠纷解决–简易化,http://www.strategic-resolution.com/facilitation1.html.

[62] Street,n 1

[63] 澳大利亚法律理事会,调解员道德准则(2006),http://www.lawcouncil.asn.au/policy/1957353025.html

[64] 然而,澳大利亚仲裁员与调解员协会、纠纷解决者协会等协会和新南威尔士律师协会和维多利亚律师协会等专业组织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认证计划。1997年调解法案规定,有关部门的部长可以公布注册调解员能力标准。

[65] 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中心,谁说你是调解员?建立调解员国家评审制度(2004), http://www.nadrac.gov.au/agd/WWW/disputeresolutionHome.nsf/

Page/Publications_All_Publications_Who_says_you&apos.

[66] Boulle L et al,澳大利亚调解员评审制度(第8届国家调解会议),澳大利亚霍巴特,1006年5月3-5日,http://www.mediationconference.com.au/html/Accreditation%20Report%20and%20Proposal.doc),第10页

[67]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行的研究包括一个得到技术和建设法院支持和帮助的基于证据的研究。该研究有望于展示在何种情况下调解是“诉讼的真正可替代性选择”,帮助法院决定是否以及在哪个诉讼阶段进行调解,以及确定特别成功的调解技术。在中期报告中,国王学院总结说,调解在解决建设案件纠纷中得到了成功运用,调解是由当事人主动发起的,以及调解发生于诉讼程序的不同时间点。最终报告将于2008年底完成。Gould N,中期报告:建设案件纠纷中的调解(2007),

http://www.ciob.org.uk/filegrab/FenwickElliott-MediationinConstructionDisputes-AnInterimReport.pdf?ref=500.

[68] 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33条。

[69] 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31条。

[70] 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29条。

[71] 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30条第4款。

[72] 2005年新南威尔士民事诉讼法,第30条第5款(A)项。

[73] Rogers A,法官管理主义或干预主义,(1993)3 JJA 97 at 101。

[74] Spigelman JJ,诉诸法律与接触律师,(2007)14 AJ Admin L 158。

[75] Bergin PA,诉讼与全球化(2007年3月24日发表于悉尼青年律师诉讼研讨会上的讲话,

http://www.lawlink.nsw.gov.au/lawlink/supreme_court

/ll_sc.nsf/pages/SCO_speeches)

[76] Mack K,法院提交非诉讼纠纷解决:标准及研究(2003),国家非诉讼纠纷解决咨询委员会/澳大利亚司法行政研究所,http://www.nadrac.gov.au/agd/WWW/disputeresolutionhome.nsf/Page/Publications第19页。

[77] 1998年以前,案件被分配到许多诉讼部门。1998年,法院结构发生变化,废除所有诉讼部门,仅保留两个诉讼部门,案件被分配给这两个诉讼部门的在册法律专家。

[78] 首席大法官市场发出程序通知,包括那些指导各种审讯表的通知。程序通知SC Eq 3 指导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的审讯表,程序通知SC Eq 3 指导指导高等法院衡平法院商业审讯表与技术和建设审讯表,http://www.lawlink.nsw.gov.au/lawlink/supreme_

court/ll_sc.nsf/pages/SCO_procedures

[79] Fitzgerald T,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调解 (2007年11月22日发表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业律师协会新南威尔士委员会研讨会上的讲话)。

[80] 得到商业案件审讯表研究员David Greenberg以及我的法警Adrian Bright的帮助。

[81]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管理争议:联邦民事司法制度检讨,2000年第89号报告,[6.62]

[82] 这些问题在下面的“新南威尔士条目下进行讨论。

[83] 见于附件数据1和数据2。

[84] 这些阶段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研究中的“掐点”相似,见于Gould,n 48。审讯表中有一些案件的审理日被设定在诉讼程序的早期。

[85] 见于附件数据3和数据4。

[86] 见于附件数据5和数据6。

[87] 见于附件数据7和数据8。

[88] 见于附件数据9和数据10。

[89] 见于附件数据5和数据11。

[90] 1982年新南威尔士家庭供养法案;1984年新南威尔士财产关系法

[91]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其它争端解决方法主任, 区法院副院长

 

版权:法官学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
责任编辑: 陈思

dot 相 关 文 章 投稿信箱 推荐给朋友: Email
·判后持续调解 “缘份牌”成功挽救破裂婚姻 ·必也使无讼乎——怎么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两位人大代表协助法院调处纠纷心语 ·元宵佳节的一次调解
·过年“隐身”为躲债 法官正月调解忙 ·永安:调解中心与农民工心连心
·院长巧调“白蚁案” ·西江“双语”法官巧用民族语言化解矛盾纠纷
·六旬翁头部被严重撞伤 法官悉心调解获赔65万 ·“民间纠纷消防员”
人民司法事业蓬勃发展的思想源泉
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 促进法院工作全面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遵循法治轨道
不断加强和推进法院文化建设
dot 中国法院网版权及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注明“中国法院网”的作品,版权均属于中国法院网,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和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使用本网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
中国法院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法院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他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③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需要同中国法院网联系的,请于文章发布后的30日内进行。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2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