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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应用其它解决争端方法(ADR)
作者: Ian Irving伊尔.欧文    发布时间: 2011-04-27 1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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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从1987年开始有一个调解项目. 在本文中, 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下该项目在联邦法院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给大家一些个案分析来展示该项目的特征以及联邦法院怎样成功的运用法院要求的调解会议解决问题。我所列举的例子表明联邦法院创造性地运用调解会议和其它一些非司法手段在该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内, 在不同的阶段处理案件。这些例子表明联邦法院是可以运用司法程序以外的一些手段公正地有效地解决案子。

    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是根据1976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建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国会根据澳大利亚宪法第3章第71条享有这样的立法权(除了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外)。自从1997年以来, 联邦法院有联邦范围内一般的民事司法管辖权,当联邦国会成为争议的一部分的时候, 拥有司法管辖权。如果联邦法律陷入争议,(如在申请,索赔,辩护,反索赔,反索赔辩护或其他方面),联邦法院有权解决这些争端。虽然州和特区政府也被授予一些联邦司法管辖权,国家宪法不同意州政府对联邦各个法院有司法管辖权, 包括联邦法院。除了全国的在澳大利亚的司法系统当中有着独特的最高地位的最高法院以外,联邦各法院,包括联邦法院,都没有司法管辖权去行使州司法部门的权力。

    联邦法院定期处理破产案,税法案,知识产权,公司法, 人权法,土著人地权案和海事问题。这些并不是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全部。

    联邦法院的实体结构

    联邦法院是一个全国性的法院, 它在每一个州和特区的首府都有分支机构,目前法院在全国有50名法官,30名初级法官协助他们工作。初级法官的工作包括向诉讼人提供行政和程序方面的信息以及代表法官处理案件。

    联邦法院调解工作方面以及ADR方面的立法

    1976年联邦法院法和联邦法院条例

    1976年联邦法院法为联邦法院开展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有联邦法院条例作为补充。

    该法案第53A(1)规定 :

    根据法院的规则,法院可以一法令的形式,将法庭程序中的案子,全部的或部分的,或任何由此产生的问题,转给一个调解人来调解,或者一个仲裁人来仲裁。

    当1987年调解项目开始的时候,涉案各方须同意调解方可。1997年4月立法作了修改,法官可以在双方不同意的情况下命令调解。

    该法案第53A(1)现在规定:

    根据第1小款所作出的调解介绍无需经过涉案各方的同意。但是仲裁的介绍必须经过涉案各方的同意。

    法院的经验告诉我们,涉案各方不同意调解并不代表调解会议不会成功。法院有许多次经历了涉案各方开始不同意调解,但后来调解成功。

    Tampa案[92]

    2001年,North大法官审理了Tampa案,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和情绪高昂的讨论。大家不知道得是ADR方式在这里所起的重要作用, 才使得大家听到争论。2001年8月26日,433名人士, 多数是阿富汗人,在澳大利亚圣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被救起。上船的有一个名叫MV Tampa的人。

    维多利亚民事自由协会公司开始了法律行动, 有一名律师名叫Eric Vadarlis起诉澳大利亚联邦,说根据1958年澳大利亚移民法,移民部长有义务将救起的人带到澳大利亚来。或者, 根据人权原则, 移民部长应该释放非法关押在拘留中心的这些获救人士。

    该案需要紧急听证,所以在星期五晚上开了庭, 星期六和星期天继续开庭。联邦澳大利亚的大律师说联邦政府已经指示他将要对方保证赔偿。维多利亚民事自由协会公司和Eric Vadarlis律师说他们无法作出这样的保证。

    要求作出赔偿保证造成了一个非常讨厌的问题。这可能造成真正的案子永远也不能得到审理。应该不应该提出保证赔偿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 法官担心,如果国家坚持这个要求, 由于代表海上没有声音的人的申请人无法保证赔偿金,案件会不了了之。最弱时的群体由于没有钱而打不起官司。法官认为, 为了维持司法系统的公信,申请需要审理。

    接下来,一个法院行政官员主持了审理, 法官要求对此案先进行调解。当时是在晚上6点钟的时候法官提出的调解要求。双方都不同意。法官最后还是命令此案进行调解。尽管开始双方都不同意, 在晚上9:45分,双方原则上达成协议,并在第二天早上对外发表。

    简要地说,协议内容是the Tampa将被带上Manoora号驶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但是案子继续打, 就像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如果移民部长打败了,法院命令部长把人接回澳大利亚, 部长将从命。该协议挽救了申请,使得它得以审理。

    实际上,法官或法院行政官(行使司法职责)可以发出命令,要求各方在法院首席行政官面前进行调解;或者在双方都同意的人面前或者在由法院正式任命的人面前进行调解。

    联邦法院规则第72条讲到调解和仲裁。  联邦法院规则第72条6(1)(a)这样写道:

    法院在做出调解决定后,有关人员必须尽快任命调解人。

    关于调解会议的程序规则,联邦法院规则第72条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联邦法院规则第72条7这样写道:

    调解会议的程序规则如下:

    (a) 根据法院或法官的指示

    (b)一个结构完善的程序,来使调解人帮助涉案双方,鼓励和帮助他们进行讨论,以便:

    (i) 他们可以就有关的争议问题有效的讨论; 而且

    (ii) 如果需要安排,如果双方同意,根据联邦法院35号令第10规则,双方的协议书可以以法院的裁决形式固定下来。

    布莱克首席大法官指出:

    这项法令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粗线条的框架,在此框架里,调解和仲裁得以开展,(同时它)也力图在此框架内提供大幅度的灵活性。

    实际上,一个法官为调解人的行为作出指示是不寻常的。一般来说, 法官只是将案例中的部分争端转交给调解人去调解。

    一旦案件被转为调解, 区法院行政负责人将工作分给院内一名司法人员作为调解人。那个人将阅读卷宗,一般情况下会分别与双方先开会, 搞清楚争辩的要点, 以及原先为什么没有达成共识,问题出现在哪里等。那个人还会和有关法官一起讨论,征求法官的处理意见, 以及如果调解失败, 法官将怎么判, 怎么准备听证等。那个人将定下调解会议的时间,通常是在法院指定的会议室开会。

    联邦法院调解会议的主要特征是保密。 联邦法院法第53条第2款写道:

    由调解人主持的调解会中任何讲话的证据,任何提交的证据,根据 联邦法院法第53条第1款,都不能作为法庭证据。

    (a)   任何法院,(不管是不是在行使联邦司法管辖权),或者

    (b)   在任何程序当中,行使联邦法,州法或特区法律的人,或受到涉案方同意的人,都不能听取证据。

    法院注意到为了公共利益,调解会议中解决争端问题的各种谈判努力不可以被压制,尽管有危险这些谈判可能会在被公开后影响第一次程序的结果。3 实际上, 这表明,主持调解会议的人只有在调解会议开始以及协议达成后,才向有关法官报告情况。除非涉案双方清楚地表明同意, 调解人不会将调解会议上的任何情况事先告诉有关法官。

    联邦法院采用了许多解决争端的非司法裁决办法,联邦法院有关规则可以使法院搞:

    个案管理会议,(第10法令 规则 1(2)(h)) 双方可以在初级法官面前表示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达成谈判协议,或者讲清楚双方争执的关键点以便初级法官可以对案件做出一些指示,减少案件的准备时间和审理时间

    由初级法官主持的专家会议 (第34法令A 规则 3(2) 来搞请出双方哪些问题已经有了共同点,哪些问题还没有共同点。

    早期中立性评估 (第 10法令 规则 1(2)(a)(xx)); 和

     调解 (第 72法令).

    联邦法院ADR的历史

    联邦法院ADR 项目是在17年前许多原因下开始的。 这些原因包括:

    减少案件积压(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法院就可以完全删掉这个案子或减少法院要处理的问题);

    为涉案双方, 法庭,社会和纳税人减少拖累案件造成的经济浪费;

    意识到双方同意的结果比法院宣判的结果更符合双方的需要;

    在所有情况下,产生一个公正,平等的结局;

    产生经得起考验的协议;

    保持和增强双方对司法系统的尊敬和信心;

    鼓励案件早期解决;

    影响了法律界的适当改变。

    1997年, 联邦法院引进了个人编号系统(IDS),极大地影响了法院的案件管理工作。引进的原则是,案件随机性地分配给某个法官。 这个法官将从头至尾完成这个案件, 包括,如果可以的话,初步聆讯。

    在引进IDS系统时,联邦法院个案管理的概念是控制诉讼的速度的责任应该从控辩双方转移到法院。在引进IDS系统后,联邦法院可以制定自己的结案速度时间表和工作标准。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包括调解在内的一切ADR手段对法院来说都变得至关重要。

    IDS系统提高了法官监督管理案件的能力。联邦法院规则使得法官有能力做到这些,并有所选择。这样的话, 法官们就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选择性的处理高难度 案件,找出那些问题需要做出司法裁决。由于减少了积压案件,现在ADR的使用有了一些轻微的变化。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减少案件积压的工具, 现在, 它成为法院案件管理的好帮手,帮助法院处理高难度的案件。

    联邦法院的法官一直都享有高度的司法独立地位,依法办案。但是,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也在考虑发明一些好方法缩短案件的积压。3 在准备和采用ADR项目时,法院意识到处理案件要有灵活性,注意个性,满足特殊需要。如,根据特殊要求作不同的处理。

    有一些复杂的案件,调解的过程是安排在不同的处理阶段的,如专家会议之后或案情分析会之后。通过这种方法,法院希望给双方最好的机会来解决问题,同时保证,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案件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可以尽快定案。

    法院现在先开证据听证会,最为一种早期干预的手段,防止调解会议开到一半陷入僵局。法院发现这样的听证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他们各自证据的力度。证据一般都是围绕争执的关键。法院同时也为双方提供了挑战这些证据的机会。经验表明, 这种做法可以帮助调解会议走出死胡同。

    调解人?

    大多数法院要求的调解是由法院的司法人员来做调解人。人选尽量满足双方的意愿。这样做的理由如下:

    对法院作为介绍人有信心;

    法院司法人员作调解人,比请外面的人来做更省费用;

    法院有责任培训自己的调解人,可以保证调解人的质量;

    法院司法人员对法院的规程和实践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  

    法院的人员和设施使得调解工作可以及时迅速开展。

    在很短的时间内法院司法人员可以安排调解会议在一些案子中非常有用。 比如:涉及知识产权,工业纠纷和其它一些案子的紧急安排。这样一类案子经常会被介绍给调解人会议。法院会尽快安排会议进行。

    尽管联邦法院的规则想得是让法官去做调解人,实际上法官多数情况下不做。大多数的联邦法院的法官想法官不应该做调解工作。一些法官认为法官作的裁决工作与调解工作是对立的3。如果法官作了调解人,他以后就不能再裁决这个案子。

    调解种类

    ADR是一个非司法处理的总的统称,在庭外由一个公正的人帮助双方解决争端。调解的定义很广泛,形式多种多样。

    澳大利亚本达大学布尔教授(Professor Boulle of Australia’s Bond University)归纳出4种调解模式,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操作方法:

    解决问题模式:目的是双方妥协,并不考虑对方的需要和法律利益;

协助式模式:最大限度的满足各方的实际需要和利益,而不是法律利益;

治疗模式:考虑到对方现在行为举止的深层原因,改善与对方的关系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评估模式:考虑到对方的法理利益和权利,预期法庭可能裁决的结果。

    经验和有关证据显示联邦法院委派的司法人员的调解绝大多数都是协助式模式。调解人提供信息和干预,考虑到法院的程序和进程。有一种说法叫“引导式干预”最能描述法院的调解模式。

    调解人在双方的谈判和决策当中给与更积极和更直接的干预,而不是仅仅管理进度… … 比如说,调解人可以建议一些选择,告诉他们如果不达成协议的后果,在谈判陷入僵局是引线搭桥,鼓励涉案方相互妥协,甚至影响协议的内容。

    法庭委派的司法人员同时也是税务专家。一般情况下有能力回答调解会上有关法庭会怎样计算费用的问题。 他们也熟悉法庭运作和程序。 他们利用这些信息来测试双方的底线。

    调解的事务种类

    法庭在介绍调解的案例种类上没有任何法律限制。 实际上,法官会考虑到涉案各方的意见, 争论的焦点, 上庭的目的是否是让法庭确定某一个法律问题,双方是否有律师,然后才决定是否介绍去调解。

    Blue Wedges[93]案例

    Blue Wedges案例说明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帮助法院采取非司法程序(ADR)解决问题。2008年1月,Blue Wedges公司向本法院递交了紧急上诉申请, 控告联邦环境部长允许在飞利浦海湾挖河泥。案件已经定下开庭时间, 给出了各方准备材料的时间,要求墨尔本港公司在挖河泥之前至少24小时通知控方。大约听证前10天,墨尔本港公司在挖河泥24小时之前通知了控方。因此Blue Wedges公司向法院申请了紧急禁止令阻止对方行动,尽管有环境部长的批准。

    法院在考虑是否发出禁止令的时候,也要考虑前面的那个控告环境部长的申请的情况。法院作出的决定有可能对这两个案子有冲突的结果。新闻媒体对这样的事情很关注。公共社会也不一定会对法庭的做法理解。为了维护公众对法庭的信心,涉案法官建议进行调解。双方基本上没有反对,有一方有保留。

    禁止令的申请被介绍去调解,区法院的行政负责人可以立即进行调解。几个小时之后法官被通知,双方达成了协议,有些Blue Wedges公司不关心的地段墨尔本港公司可以挖河泥。在法庭作出上述裁决时法官评论说:

    在裁决的时候我想祝贺涉案双方,尤其是他们至少在表面证据上做出的创造性和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相信他们现在达成的协议要比我根据法律而作出的裁决好得多。双方因此彼此共同和睦相处,比被迫接受一项裁决要愉快的多。

    涉案双方的合作反映出司法改革中的革命性进步,这种改革接受了其它解决争端的方法。涉案双方面临的问题既难解决又令人讨厌。 过去传统上法院往往采取中间判决的方法来解决。我感到多数情况下不尽人意。 由于我前面给出的原因,今天,当我把问题转介给调解时,也就是说, 当法院以这种方法干预的时候,法院开到了它的必要性。粗略的看了一下以后, 我觉得禁止令一传统的做法可以拿到,但是最终的上诉可能会失败。尽管律师会很容易的向他们解释, 公众往往会对法院的这种做法不理解。

    法院的这个能解决问题的非司法程序处理项目, 至少是能弄清问题,减少庭上的时间获得了法律界的广泛支持和接受。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包括土著人土地权问题[94]。

    调解什么时候发生?

    联邦法院法和联邦法院规则都没有说调解什么时候发生。实际上,介绍调解的时间根据案件和法官的的不同差异很大。有些法官(和当事人)认为调节应该尽早开始,在涉案双方还没有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准备材料,没有进入一定的角色之前最好开始。其他的法官(和当事人)认为调解最好是在双方已经清楚了对方的情况和掌握的证据之后再开始, 这样才更有效。

    案件的调解不是一次介绍就完结。如果调解没有成功, 调解人将寻求是不是暂时停止调解,等到法律程序走到一定程度再恢复调解。有些情况下, 法官会再次命令该案进行调解, 尽管从前的调解没有成功。这说明,随着法律程序的不断深入,涉案双方的立场和意见也在不断的变化。有些情况下,法官在听完了证据以后要求双方进行调解。

    Miriuwung 和 Gajerrong 人的案例[95]

    这个案子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全国土著人土地权仲裁庭要求调解。但是调解不成功,可能部分原因是这方面的法律(土著人的土地权)比较新。案子按顺序拍给了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1998)6,他的决定被申请人上诉到联邦法院合议庭,7和全国最高法院(2002)[96]。最高法院把部分决定发回联邦法院合议庭进一步听证重审。.

    在全国最高法院把部分决定发回联邦法院合议庭进一步听证重审之后, 2003年中,案件被法院介绍给法院的一名初级法官进行调解。虽然这个案件已经进行了10年,有11个法官判过此案,调解还是成功了。差不多5个月,在初级法官面前开了13天的调解会。有些会议是当事人的律师和调解人当面开会,有些是电话会议。

    2003年12月,联邦法院合议庭根据双访的要求作出了裁决,省去了合议庭进行第4次听证的程序。

    联邦法院的案件中,土著人的土地权案子最复杂。这些案子涉及土著社区根据现在联邦法律认可的土著人的传统法和习惯法中很有的土著人在这些土地上的利益和权利。在维多利亚州有一个案子被告有400个。申请人自己内部有一些争论在没有解决之前根本无法谈到与被告讨论结案问题。当这样的申请安排听证时,听证的时间很长,费用很高,要同时在几处边远地区召开。由于这样的情况,土著人土地权案子为非司法性解决争端提供了广泛的革新前景。

    Gunditjmara人民申请土地所有权裁决,在不同的层次上通过一系列非司法程序和手段,达成了协议。在达成协议的漫长的道路上,各方采用了由全国土著人土地权仲裁法庭协调的调解方式。其中曾经进行过一次早期听证,收集了证据一边下一步进行调解。后来又召开了专家会议, 在法院调解人召集下的无数次专案会议以及法院召集下的进一步调解会议。虽然是协议解决了, 我相信, 如果没有解决,由于这种非司法程序解决问题的方法, 接下来的听证也会节省很多时间,而且听证题目会更明确。

    上诉案的调解

    从2006年以来,联邦法院在维多利亚州在首席大法官的领导下, 在区法院行政负责人的支持下, 开始了对上诉案的调解工作。上诉案调解项目分成几个步骤, 分别在出庭准备之前和之中开始。出庭准备之前法院工作人员审阅档案,联系各方确定由哪些情况适合调解。在开始准备材料是, 首席大法官有上诉各方讨论案情的实质,衡量调的前景。初级法官也参加准备,如果法庭要求调解的话,与各方讨论调解事宜。到目前为止,有18例上诉案被法院要求调解。其中3例继续在调解, 例完全达成协议。在2008年上诉案的调解范围被扩大到联邦法院的其他部门。

    2006年11月,在维多利亚州法学院的讲演中,维多利亚州上诉院主席,大法官马科维尔讲述了法院如何减少案件积压是,特别提到了作为非司法程序处理方法的上诉阶段的调解。

    我们已经引入了上诉阶段的调解项目。联邦法院的诺斯法官在我被任命后马上提醒我这一点。他是我注意到了一本绝好的书籍,描写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如何再上诉阶段进行调解。我们已经对6个上诉案进行了调解,其中五个已结案。在我进行了聆讯后,有三例上诉案在我的建议下进行了调解。没有一方反对这样的建议。另外一个案子是在车诺夫法官听完了上诉的实质性问题后建议开始的。最近 凯恩先生解决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原告和被告都没有代表律师。双方对前一法庭的判决都非常不满意。这个调解事的双方重新恢复了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将来的发展

    联邦法院继续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去扩大法院非司法程序处理争端的范围。非司法程序处理争端 (非司法程序处理争端)的角色和形式在联邦法院将继续成为法官们争辩的热们话题。

    最近,大法官诺尔斯有机会与一些法院谈论他对作为ADR(非司法程序处理争端)的调解的看法。在Lovett 代表Gunditjmara 人民对 维多利亚州政府  一案[2007] 联邦法院 474 页中的53页中说:

    涉案双方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是本案结束,这表明澳大利亚法院系统的发展。法院系统的设计,是用来为社会解决争端。过去的时间里, 重点被放在以法院司法裁决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法院司法裁决解决争端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调解或其他非司法程序解决争端的做法正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涉案双方可以自己控制解决争端的结果, 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法官手里。有些案件特别适合进行非司法程序下的调解处理。许多土著人的土地权案属于这一类。因为这一类问题经常涉及到申请人的身份,信仰,文化和历史。由法院强行裁决的结果对这样里类问题既不能被接受,也不能维持长久。

    现在全世界的趋势是使法院多开几扇大门。一扇门是司法裁决,其它的门通向非司法性途径解决争端。除非澳大利亚的法院继续这种改革,他们作为社会机器解决纠纷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就是利用复杂的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争端,法院将拥抱现代多门法院的新概念。

    一个好的调解人永远寻找新的方法来改变涉案双方的想法以使预期的目的变得可能。法院,作为一个机构,在管理案件时应该采用相同的方法, 鼓励双方改变想法,以便使法院更好地为涉案双方和社会服务。

    法院致力于提供创造性地力量,使谈判成功,以便在所有的情况下,达到正确和公正的结果。

    正如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土著人土地权案例经调解成功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说过的这样的话:“法院总是希望双方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法院总是祝贺他们。法院最希望双方自己达成协议解决土地权问题。这些案件对人们非常重要也非常敏感,如果不是达成协议,审理过程将非常慢,而且费用惊人。案件也可以造成压力。如果通过协议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代表了各方的善意和理解。我们应该为此鼓掌”。

[92] 维多利亚民事自由协会公司 对移民部长 (2001年) 110 联邦法院纪录第 452页。

[93] Blue Wedges 公司与联邦环境部长

[94] 伍德大法官 “17年来联邦法院要求的调解案件”, (2004) 14 JJA 89

[95] 有些情况下也叫 Ben Ward 案件

[96] 西澳大利亚 对 Ward  (2000) 213 联邦法律报告 1; (2002) 191 澳大利亚法律报告 1; [2002]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 28

版权:法官学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
责任编辑: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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